- 冯蒸;
本文共分七节,首先介绍王静如先生《论古汉语之腭介音》(1948)的重要贡献,确认《切韵》音系中重纽和腭介音的重拟是修订高本汉《切韵》韵母构拟体系的切入点,以此为标准,评价了高本汉、李方桂、王静如/陆志韦、李荣、郑张尚芳六位学者对《切韵》韵母腭介音的构拟特点,认为王静如构拟的重纽三等?(i)介音是后腭介音,非前腭介音。肯定了郑张尚芳构拟的《切韵》韵母介音系统最为妥当。根据李方桂(1985)提出的《切韵》的声韵配合关系及其类别就是后来等图的“等”的观点,确认代表早期中古音的《切韵》的“等”是三个等,代表晚期中古音的等韵图的“等”是四个等,分化条件为四等韵是前元音,一等韵是非前元音,这两个等原是互补的,进而论证了《切韵》只能够有两个腭介音,即前腭介音和后腭介音。文章最后讨论了与纯四等韵及与其相配的三等韵的拟音问题,为《切韵》韵母系统的合理构拟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2025年03期 v.47;No.248 40-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8K] [下载次数:4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9 ] - 李葆嘉;章婷;
本文首次将2400年来的形态学研究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特定语言初始研究的界缘(词根-词缀)分解,波你尼(约前4—前3世纪)以此建立了梵文语法体系,16世纪的德国学者从希伯来语法中引进该方法。第二阶段:形态成为亲缘比较的重要对象,伯克斯洪(1647)强调变格和变位比较。第三阶段:弗·施莱格尔(1808)基于这种分析法建立了语言类型学,施莱歇尔(1859)将生物学术语“形态学”引入语言研究。第四阶段:博杜恩(1877)在“形态学教学大纲”中建立了普通形态学,布龙菲尔德(1926,1933)提出“语素”及其“词素”和“法素”。普通语言学理论也是受限的,同一术语难以涵盖所有语言结构类型。
2025年03期 v.47;No.248 61-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7K] [下载次数:2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1 ] - 焦浩;
“X言必称Y”句本来用于描述X总是称说Y的言语行为,浮现出负面评价和预示语功能,要求带后续语句。浮现的外因是语境吸收和规约化,内因是“必”所传达的[+高频率]语义特征。两种浮现功能在外交答问语篇中分别发展为表达否定立场和引导语篇构建的功能。“X言必称Y”句所引导的外交答问语篇性质为论证语篇,该小句是否定性论点,后续语句为具体论证。外交答问中,“X言必称Y”句引导构建的论证语篇结构分为回应、论点、论证、论据、尾声五部分,其中,回应和尾声是背景,前景有三种构成模式:论点加论证、论点加论据、论点加论证和论据。
2025年03期 v.47;No.248 76-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3K] [下载次数:3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9 ]